烈士遗骸回家！老英雄讲述背后故事

即使走得再远，

也要回到祖国。

今天，经历70余年风雨后，第十批（25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终于归国。

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曾经和朝鲜人民军一道，将北犯的所谓“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以南。从1951年7月开始，战争双方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进行了长达两年之久的阵地攻防战，不少志愿军战士牺牲在今韩国境内。

从2014年起，截至2022年，我国已经连续9年迎接9批共91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

战争年代，青山处处埋忠骨。时至今日，战机隆隆裹尸还。第十批遗骸回国时，我们将用最高礼遇迎接，由两架我国现役最先进的战斗机歼-20在我国领空为执行接运任务的运-20运输机伴飞护航。

落叶总要归根

曾参加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老英雄蔡兴海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有一次他作为副班长带领战士们去守一个阵地，到了之后发现阵地上有不少上一轮守阵地的志愿军战士的遗体。可是战事紧急，他们来不及将遗体运到安全地带。

“不处理尸体，防碍我们修工事。于是我们把遗体抬到了附近的弹坑里埋了。”蔡兴海说。一边抬，他嘴里一边念叨：“战友，对不起。你们的任务是守阵地，我们还要继续坚守，不能把你们送下山。你们牺牲了，却落不下一个完整的遗体……”这些遗体后来怎么样了？他也不知道。

志愿军老英雄萧模林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他曾随部队涉水强渡今韩国江原道境内的照阳江（又译昭阳江）。水流很急，水位可达脖子位置。渡江过程中，能看到一具具志愿军步兵战士遗体在江上漂浮着，顺流而下。

由于有任务在身，战士们没能及时打捞这些遗体并妥善安置。这些遗体最后怎么样了？萧模林也无从知晓。当时战士们暗暗下决心，一定要为烈士们报仇雪恨。最终，志愿军赢得了伟大胜利。

1953年7月，战争双方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其中第二条规定：“在埋葬地点见于记载并查明坟墓确实存在的情况下，准许对方的墓地注册人员在本停战协定生效后的一定期限内进入其军事控制下的朝鲜地区，以便前往此等坟墓的所在地，掘出并运走该方已死的军事人员，包括已死的战俘的尸体。”

1953年9月，志愿军政治部和军事停战委员会向各部队下达了进入我方非军事区及敌方非军事区搬运烈士遗骸的指示。

·1955年10月25日，志愿军总部隆重举行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落成典礼。

1954年9月1日，交战双方阵亡人员遗体的首次交换在板门店附近的东场里非军事区进行。中朝将200具对方阵亡人员的遗骸移交给对方。我方共收到600具遗骸，其中100具是志愿军烈士遗骸。

“整个交接工作都是在宁静肃穆的气氛下进行的，既没有一年前交接战俘时的那种喧嚣与现场控诉的场面，也少见蜂拥而来的记者采访。出于礼貌，我方还为对方运送尸体的工作人员与卡车司机设置了一个休息帐篷，里面摆了香烟和饮料。”志愿军老战士孙佑武回忆道。

“对照我方处理遗骸的做法，敌方有好几处是不如我们的。例如：装运尸体的袋子，我方是用防水的军用雨布做成的，而对方用的却是纸袋。这一比较，就仿佛是一种无声的抗议，让对方感到自愧不如。因此，从第二天的交接工作开始，对方也仿效我们的做法，将其装尸袋改为胶布袋子。”孙佑武说。

交接工作持续了近1个月，于当年9月底告一段落。所谓“联合国军”方面送还的志愿军遗体共1万余具，当时都掩埋在了位于开城松岳山志愿军烈士陵园的巨大地下墓穴中。

此后，陆续有少量志愿军烈士遗骸被发现，并移交我方。1981年至1997年，曾有43具志愿军遗骸经朝鲜交给中国。

2013年6月底，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时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提议，将送还360具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刘延东表示感谢，并称落叶总要归根，即使走得再远，也要回到祖国。

2014年3月28日，首批437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把大炮当枪使

7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197653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牺牲为胜利赢得了主动，也激励战友们更加英勇作战。

·位于辽宁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中国人民志愿军英烈厅一角。

“有敌机！大家做好防空准备！”警戒人员大喊。

当时临近中午，一阵隆隆的巨响笼罩了阵地。凭借多年作战经验，时任志愿军第38军炮兵团2营5连代理指导员的萧模林觉得不太对头，这似乎不是飞机的声音。

他趴在地上，用耳朵贴着地听，感受到大地的颤抖。他又插上一根木棍，发现木棍剧烈摇晃。他判定，这个声音不是来自天上，而是地面！这不是飞机，而是敌人的坦克，距离我方阵地只有两三公里了。

· 1950年，萧模林在朝鲜。

果然，没过多久，美军一个团以6辆坦克开路，步兵分乘卡车紧随其后，沿密林间的公路，气势汹汹地向我团阵地扑来。萧模林把大拇指往前一伸，根据侦察技巧，测出敌人距离我炮兵阵地约600米。

这下麻烦了。“炮兵团的三八式野炮射程9公里，九〇式野炮射程14公里，而且炮弹的轨迹是抛物线，这么近的距离，怎么打？”萧模林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

还有一个问题。通常，志愿军炮兵和步兵协同作战，可眼下只有炮兵。野战炮是陆军重要的远距离火力支援兵器，个头大、分量重，必须用大量骡马或者机动车辆拖曳，如果没有步兵的掩护，几乎没有防御能力。

“1951年夏，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后，志愿军司令部命令我们配合志愿军第60军180师到金化南阻击敌人。当我们到达预定位置时，却发生了一个极大的意外——180师受到敌人围堵不能按时到达。没有了步兵的掩护，我们团的24门野战大炮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萧模林说。

· 志愿军火炮手隐蔽在工事内准备向敌人开炮。（受访者供图）

萧模林决定，把大炮放平，当枪使！他命令部队调整炮口，直瞄前方500米，所有火炮齐发！敌人还没回过神来，打头的坦克就被击毁，一下横在了路中央，堵住了敌军前进的道路。

“这下进退两难的变成他们了！敌人呼叫空中支援和远程火炮支援，陆续发起10 余次进攻，都被我们击退。这次战斗，我们创下了炮兵部队单独歼敌1000余人的纪录，而我方只伤亡10余人。”萧模林说。

这场战斗后来作为经典战例被收进了解放军炮兵某师军事教材。

“空中拼刺刀”

1951年1月，在武汉读高二的陶伟参加了空军，成为一名飞行学员，当时还不到17岁。

· 抗美援朝时期的陶伟。

1953年5月17日，志愿军8架飞机升空，与敌人20架飞机展开较量。陶伟掩护长机击落一架敌机后，开始返航。

志愿军的米格-15飞机装载的油不多，能飞的距离有限，只能在朝鲜北部活动，保护鸭绿江大桥和发电厂等设施，不能长时间和敌机周旋。

而美国的F-86“佩刀”战斗机个头大，装油多，速度快，是当时美国最先进的战斗机，能飞比较远的距离。

这次，陶伟在掩护长机返航过程中，就遭到两架F-86敌机的跟踪追击，陶伟和长机几次摆脱都没成功。

“他们的时速是1090公里，我们是1076公里，相差14公里。一小时14公里，一分钟就是200多米，所以每次作战术动作摆脱他们，他们三四分钟就能追上我们。”陶伟说。

· 2023年7月，陶伟在山东济南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朱红羽 / 摄）

得想个办法。作为僚机驾驶员，陶伟想做出先向外转弯而后再回转的“S”形动作，支援长机。

10天前，他和长机也曾被尾随，当时敌机是冲着陶伟的僚机去的，长机就往外转弯，但转的角度小了，回来的时候，距离敌机很近，也就是没有飞到敌机后面，对敌机构不成威胁，这样就很被动。

这一次，陶伟在外转时有意把角度转大一点，飞出去的距离远一些，这样回来时，正好飞到敌机后方，敌机成了陶伟瞄准的目标。

遗憾的是，在陶伟转出时，敌机突然开火，长机被敌机击落，只剩陶伟孤军奋战。

他正要为长机报仇时，敌机突然放出减速板，来了个“空中急刹车”，企图让陶伟的飞机冲到前面去，成为靶机。前方敌机迅速向自己逼近，陶伟本能地把飞机向上拉起来，打算做一个360度的向左滚转动作。

但是，如果等飞机回到正位，可能就真的成了敌人的靶子。陶伟抓住千钧一发之机，在飞机滚转了大约180度时，人还是头朝下时，就立即开火了。敌机当即被击落，当时双方飞机的距离仅为120米。

在开火的瞬间，飞机上的相机自动拍下了那一刻的画面。“之后我得跟副师长汇报，副师长边看胶卷画面边听汇报。他是个老红军，也是经历过刺刀见红的老战士，一看就说：‘这不是空中拼刺刀吗？’‘空中拼刺刀’这个词就这么产生了。”陶伟也被称为“空中拼刺刀第一人”。

两个多月后，美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停战谈判从1951年就开始了，打打谈谈，归根到底还是靠战场上的成绩说话。归根到底，中国人要有血性！这股血性和拼搏精神永远不能丢！”陶伟说。

敌人被手榴弹“打成傻子一样”

1952年11月1日晚上，蔡兴海所在的志愿军第12军某班9个人，奉命从金城前线来到上甘岭597.9高地的9号阵地。

第二天一早，战斗开始了。由于班长受伤，蔡兴海指挥战斗。敌人的炮火延伸到阵地后面，蔡兴海和战士们觉得敌人近了，迅速从坑道中爬出来，趴在弹坑内准备战斗。

他们看到200多米开外密密麻麻卧着200多个敌人。蔡兴海一看他们并没有向上冲，断定敌人使用的是“假延伸”伎俩，是为了把志愿军从坑道里轰出来。

他立即命令战士回坑道里。刚进去，敌人的炮弹犹如雨点般猛烈地袭来，战士们没有伤亡。

一轮炮火过后，敌人开始向上移动。战士们冲出坑道，用手榴弹退敌。敌人又开始使用炮弹，战士们又进坑道。

· 1952年11月，蔡兴海和战士们在上甘岭阵地洞口迎敌。（受访者供图）

经过反复较量，敌人也精了，一见志愿军扔手榴弹，就躲进弹坑里卧倒。手榴弹落地后爆炸，只会向上产生杀伤力，威力大打折扣。

这时，蔡兴海想到，敌人的炮弹有时在我方阵地上空爆炸，弹片就会向下冲击。如果有人站在下面，必然受伤甚至死亡。

这时，一个克敌制胜的办法出现在他脑海里。他喊道：用手榴弹“打空爆”！他一只手握紧手榴弹，另一只手用力拉断拉火线，手榴弹屁股冒起了青烟。他没有立刻将手榴弹扔出去，而是把它在头上转一圈，两三秒后才撒手。

手榴弹正好在飞到敌人头顶时爆炸，敌人被炸了个正着。战士们也把这个方法学了去。就这样，敌人一次次被打退了。

最终，蔡兴海和全班战士以3人轻伤的代价，打退敌人7次进攻，歼敌400多人，创造了志愿军小兵群作战的范例。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在第三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等颁发的“第三兵团记功命令”上，6人记特等功，其中蔡兴海的名字与黄继光、邱少云等并列。

上甘岭战役标志着志愿军在整个正面战场完全掌握了主动权。美国四星上将弗里曼在谈到上甘岭战役时曾慨叹：“即使没有飞机大炮，他们也能把我们打成傻子一样！”

志愿军战士被称为“最可爱的人”，他们的故事永远值得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