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哪个朝代的 躲过了“秦火”的《诗经》

206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4-01-30 18:54:50    

秦始皇焚书,《诗经》首当其冲。《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诗经》,是由西汉毛亨、毛苌传下来的《毛诗》与史籍记载孔子所编纂的《诗》,文辞上是否有不同,编排上是否有变化,甚至篇目上是否一致,这是历来读诗者心中的疑惑,也是《诗经》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未解谜题。不过,湖北荆州一座战国楚墓里出土的一批竹简,经过初步整理释读,或许可以为我们揭开一些“秦火”之前的《诗经》面目。


古墓之中藏“国风”

长湖,江汉平原上著名的“四湖”之一,也是古云梦泽“缩编”后演化而成的一座长条状湖泊。长湖的西北角上,就是战国时期楚国故都纪南城遗址。今天,以纪南城遗址为中心,方圆数十公里范围内,分布着数以万计的楚国古墓,既有高等级贵族墓葬,也有中下层贵族和平民墓葬,分为八岭山、马山、纪山、雨台山、天星观等多个古墓群。

王家嘴是位于荆州市荆州区纪南镇洪圣村的一处墓地,西距纪南城东城垣约4公里,北接雨台山古墓群,南濒长湖。2019年至2021年,荆州博物馆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2021年6月,在编号为M798的一座战国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珍贵竹简,让我们可以窥见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诗”的面貌和《诗经》文本。

据荆州博物馆馆员蒋鲁敬介绍,王家嘴《诗经》竹简残断缺失较为严重。通过拼接和编连,推测大约有300支,整简长约44厘米,宽约0.6厘米,竹简简面右侧自上而下有三个契口,部分竹简的契口还留有编绳残片,可见原本是编连成册的。

通过对竹简的释读和编连,初步判断王家嘴《诗经》可以确认的有150余篇,绝大部分与今本《国风》可以相对读。比如2743号简的内容释为:“笲囗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与今天《诗经》中《周南·汉广》基本一致。今本《周南·汉广》写道:“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1561号简“雉鸣求其牡,济盈……”与今本《邶风·匏有苦叶》可以对读,今作“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诗句顺序发生了变化。

荆州博物馆王家嘴墓地考古发掘项目领队肖玉军介绍,798号墓是典型的小型东周楚墓,从墓中出土的器物判断,墓葬年代应为战国晚期,墓主人为“士”一级。墓内出土的竹简多达3200枚(不计小碎片),推断原简数量约为800支。内容除了《诗经》中的《国风》部分,还有类似《论语》记录孔子言的《孔子曰》,以及可能为乐谱的竹简。由于残断缺失严重,整理难度大,目前只是完成初步的释文和编连工作。


先秦《诗经》知多少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先秦时只称作“诗”。春秋战国时期,《诗》流行于诸侯各国,运用于祭祀、朝聘、宴饮等各种场合,成为当时政治、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始皇烧毁了包括《诗》《书》在内的先秦典籍,使其濒临几乎毁灭的浩劫。所幸《诗》是可以吟唱的韵文,便于记忆和流传,因此在西汉初年得以比较完整地恢复。《汉书·艺文志》记载,《诗经》“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

汉初《诗》定为“经”,《诗经》成为官方教材。当时《诗》分三家,有《鲁诗》《齐诗》《韩诗》,分别由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生、燕人韩婴所创,列于官学。而《毛诗》兴起稍晚,一般认为是“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却没有被立为官学,只在民间长期传授。各家之诗大体相同,解读则已出现明显分歧。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一批竹简、木简和木牍,其中有100多片残简内容涉及《诗经》,包括《国风》残诗65首,还有《小雅》中4首诗的残句。学者研究认为,阜阳简《诗经》不同于“三家诗”,也不同于“毛诗”,证明了汉初有多家传诗的记载。

真正通过科学考古发现的“秦火”之前的《诗经》文本,除了王家嘴楚简《诗经》,还有2015年在湖北荆州市荆州区郢城镇荆北村发现的夏家台战国楚简《诗》,年代在战国中期,其中有与今本《诗经·邶风》前十四篇可以相对读的内容。这是首次在楚墓中发现《诗经》的抄本。

无独有偶,2015年安徽大学收藏了一批战国楚简。经过整理和研究,其内容涉及《诗经》、楚国历史、孔子语录等多个方面。安大简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简文《诗经》。经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取样进行分析检测,确认安徽大学所藏竹简材质为古代竹材,简文体现了战国时期楚地的文字风格,简的形制与战国楚简也较为一致。

荆州王家嘴798号墓楚简《诗经》,是继荆州夏家台《诗经》、安大简《诗经》之后,战国楚简《诗经》的又一重大发现。除了竹简,王家嘴798号墓还出土了铜鼎、铜壶、铜盘、铜匜等典型战国晚期楚墓器物,表明墓中竹简《诗》当为“秦火”之前的《诗经》文本。蒋鲁敬说,这是目前经科学考古出土存诗数量最多、文本结构最为完整的战国楚简《诗经》抄本,它们呈现了《诗经》的早期文本内容与物质形态,对《诗经》的研究乃至先秦文化研究都具有重大价值。


“简上《诗经》”传新义

从原始社会到秦统一中国之前,一定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民间歌谣,但由于记录工具的缺乏,其中大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没,能够被记录传诵并被辑录为《诗经》的,或许只是九牛一毛。这些被记录的诗,又经过了一定的加工改造,其内容也可能几经流变,篇名、用语、章句顺序等方面或许有不同的表达。

无论是王家嘴楚墓出土的楚简《诗经》,还是安大简、夏家台简《诗经》,乃至阜阳简《诗经》,在篇名和诗的分章等方面,与今天熟悉的《诗经》都有很大差异,相互之间也有不同。

蒋鲁敬说,每批新资料的出现都会给以往资料的研究带来新的契机,《诗经》简文的出现,为古文字的释读和《诗经》文本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王家嘴楚简《诗经》的出土,提供了用字较古的战国楚简抄本,相比汉代的传本,可谓更接近《诗经》的本源,对于文字的训释、诗意主旨的阐释解读也更能反映《诗经》的原貌。

王家嘴简《诗》中还有少量内容不见于今本《诗经》,这些“逸诗”是原本就不在《诗》的篇目之内,还是后来被删掉或者被遗忘?这些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究。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目前所发现的先秦《诗经》文本都出自楚简之上,以楚文字书写。这一方面是由于楚地出土的先秦简牍相对较多、保存较为完好,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的繁荣。蒋鲁敬说:“透过这些出土的楚简,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当时楚人阅读的书籍。王家嘴出土的楚简除了有《诗经》,还有类似于《论语》的《孔子曰》,有可能是乐谱的‘乐’类文献。我们知道作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传统‘六经’中的‘乐’,早已失传,王家嘴楚简‘乐’文献的发现显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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