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取士（八股是清代重要的取士手段）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选官的一大政治制度，始于隋代，终至晚清，历时近千年，到了明清时期曾出现一种名为“八股文”的文风。

所谓“八股文”，就是把文章段落分成八篇，文章的主题一定要来自四书五经中的原著，对文章的格式、语气和内容都有一定的要求。

何谓八股文

八股文发端于北宋，王安石在改革中觉得唐朝的科举制度以诗词来选拔人才，太过不实际，所以将考试内容由曾经的“诗词”改为“经义”。

所谓的“经义”，指的就是用一本经典书籍中的句子来命题，让考生通过文章来阐述义理，虽无固定的模板，但也为后续的“八股文”打下了基础。

明朝初期，朱元璋以科考为重，但没过多久就废除了科考，改用了察举，直到洪武十五年（1382年），重新恢复了科考，而且一连三年。

洪武十七年，礼部在认真考察后，作出了改用“八股文”的重要决策，这种考试形式之后在明清时期延续了500余年之久。

据《明史》记载：“科目者，沿唐宋之旧制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试士。”

八股文又被称为八比，在这八个段落中，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的高低都要与内容相关，所以整段文字之间的衔接要十分密切，并且要有很好的逻辑性和关联性。

句子结构的规整可以使文章的意思紧密，收敛，从而使文章的结构简洁，同时八股文对于字数还有一定的要求。

顺治二年的字数要求是四百五十词，到了康熙年间则提高到五百五十词，乾隆年间，八股文的发展迎来巅峰，字数也提高到七百词。

在内容上，八股文要用古代人的口吻写作，也就是“代圣人发言”，主题以四书为主，论述的内容要以朱熹所著的《四书章句集注》为蓝本。

清初继续采用明朝的科举制度，但到了康熙三年进行了变动，康熙取消了八股文，将原有的三联考试改为二联考试，并在二联考试中加入“策论”。

然而五年后，也就是康熙八年，康熙再一次对科举考试进行了变更，回归了曾经的“八股文”，考试内容仍旧以七篇八股体的经义文为主。

此后，八股文的科举制度一直沿用下去，直到清朝末年才被彻底废除。一直以来，关于八股文的“废存”争议不断，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

废除八股文

在康熙三年的甲辰科会试当中，康熙提出“废制艺(即八股文)，以三场策移第一场，二场增论一篇，表判如故”。

大致意思就是考试从原来的三场变为两场，并加入“策论”替代“四书文”和“经义文”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

“策论”是就特定的政治问题进行论述，并给出应对之策的论文，“策论”比较注重实战中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技巧，更能适应官场的需要。

“八股文章实于政事无涉”，八股文过于格式化，极易与现实相脱节，因而不利于对现实问题的剖析，也不利于对管理实践的检验。

清朝政府力图扭转自赵宋以后官员们只通晓儒学，不能从事实际工作的状况，并力图培育一批“专门型”的官员。

而推行废除八股文的并非康熙，而是以鳌拜为首的辅政四大臣，也就是鳌拜、索尼、苏克萨哈和遏必隆。

这四位辅政大臣都是武将出身，缺少文化素养的他们认为八股文毫无用处，因此以“策论”代之，更能学子体现其治理国家的才干。

事实也确实如此，自推行八股文之后，此制度一直被文人所诟病，顾炎武的《日知录·拟题》认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

八股文的形式主义极为严重，写作方式过于刻板和种种限制，以至于学子无法灵活地使用自己的文字，更无法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顾炎武在《日知录·程文》指出：“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固定的成文格式使得文学缺少了其该有的样子。

此外，从八股文科举开始，学堂的教学重点就集中在“读八股”和“写八股”上，禁止“出格”，禁止“发表个人观点”，也禁止“与政治实际相结合”。

要想在科举中取得好成绩，就必须要对八股文的文字、词汇、句子结构，还有里面所包含的一些哲理和政见了然于胸，甚至做到滚瓜烂熟。

与之相对于的自然就是机械化的考试，学堂只注重学子对题目的正确记忆与复制，而忽视了对所学内容的正确认识与把握。

这样一种考试形式忽视了对学子思维能力的培养，导致考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处于一种消极的状态，无法进行积极的和创造性的思维探索。

清代学者徐灵胎曾对八股文作了深刻的讥讽：“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破题，两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

若形式为内容所用时，也并非不可，但是当形式变得固定时，它就会阻碍内容的进步，变成了束缚内容的枷锁。

恢复八股文

自康熙二年废除八股文之后，对于此次科举制度的改革，有赞同者，自然就有反对之人，尤其是汉族士大夫。

康熙四年，礼部尚书黄机等汉臣奏请恢复八股文旧章，从秋季举行的乡试开始取以“首场七艺”为主。

礼部尚书黄机上书:“先用经书以阐发圣贤之微旨，以观其心术”，认为八股文是不可替代的，必须延续下去。

康熙六年，宏文院侍读熊赐履也上书说：“学校废弛，经训不明，士子皆揣摩举业，为弋科名、掇富贵之具，不知圣贤之归。”

康熙帝在儒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底蕴，他很清楚八股取士对于控制思想和笼络汉人的重要性，所以他同意了恢复八股文。

在选材方面，鳌拜等四大臣为求务实，以“无用”为由摒弃了八股文，而康熙却将看似毫无作用的八股文又加以保留，其意义远非只注重务实那么简单。

清政府入关之后，朝中出现了两大派系，一边是满族官员，一边是汉族官员，康熙势必要从中调和两大派系之间的矛盾。

尽管八股文是虚浮的，但是它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很多汉人学子都将其视为“鲤鱼跃龙门”的必经之路。

像这样不分阶级都能参与的公正科举，对于一直以来处于社会底层的学子来说，实在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情。

如果一下子取消八股文，等于是否认了大部分文人多年的努力，势必会激起士大夫们的愤慨，而重启八股文，自然又能重新赢得这些人的支持。

八股文与四书五经密不可分，孔孟之学则以忠君为重点，“载道”是八股文的根本目的，也是维持封建社会秩序的道德规范。

其次，要使科举制度的功能得到最大的体现，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评判尺度，才能使考官在阅卷的过程中作出公正的判断。

八股文的篇幅是一成不变的，题目也比较狭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所有参与科考的学子们起点都是一样的。

八股文在结构、字数和技法等方面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这才使考官对于学子的答卷能够对其作出一个较为客观的评判。

八股文的程式化规定就是为考生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统一、规范的评卷标准，如此一来就可以防止个体的主观随意性，也满足了选拔人才的客观需要。

在几千年来的起起落落之中，唯独科举制没有被撼动，是因为它一直保持着它的全面性和广泛性，而公平性和公正性就是他生命力的保证。

八股文代表着公正和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价值观，让无数社会底层学子看到了“鲤鱼跃龙门”的希望，这也是八股文能够长久存在的主要原因。

而对当权者而言，八股取士不仅是为了考试，更是为了统治阶层在获得了完全的权力之后，可以极大地增强控制学子的心智，进而消除隐藏在读书人中的强大反叛势力。

对于一个由外来民族所创建的满清王朝来说，通过对士大夫群体进行心理上的掌控，强化他们对大清的忠诚意识，对于维护皇权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就像大学者鄂尔泰说的那样：“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凡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

当然，八股文刻板归刻板，但只要用心学习，还是能写出与八股格调相符，而且在内容上也很有价值的好文章，从而实现对经世致用的理想状态。

吴敬梓虽然多次科举落榜，但仍在《儒林外史》一书中借用鲁编修的话，谈及学习八股文有助于练笔。

“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

可以说，八股文是极具代表性的科举形式，它能延续到数百年，这足以证明它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仍有它的存在价值和正面作用。

结语

八股文确实存在无视社会现实，内容空泛刻板之处，学子清楚，当权者也同样清楚，但依旧无法摒弃，主要还是因为当权者思维的局限性。

当权者只知道维护自己统治阶层的利益，而忽略了整个国家的发展是要从宏观角度来看待的，只注重局部而忽视了总体。

科举制度作为一场面向全国的考试，其科举的内容必然反映了国家的意愿，以“儒学”为主的八股文也并无不可。

但关键就在于，仅以“六经”为研究对象，并不足以涵盖所有的学科，中国很久以前就有四大发明，到了宋朝，中国已在某些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宋应星《天工开物》均为优秀的科技成果，但程朱儒家却将其视为“小道”，并将其拒之门外。

1792年，英国派遣使者到中国，力图与中国建交进行经贸交流，并向乾隆陛下赠送英国新式大炮，以示晋见。

对于这些新鲜的外来物，朝廷官员们对其十分鄙夷，甚至称其为“奇技淫巧”，直接就将这些代表当时科技水平的大炮给扔进了后花园当中。

清朝末年，当八国联军用强横的大炮攻破了北京城的大门时，外来者惊讶地发现这些英国新式大炮上面已经布满了灰尘，毫无使用过的痕迹。

由此可见，八股文的科举制度对科技与文化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抑制作用，是造成近代中国自然科学发展滞后，并对社会生产力发展造成极大限制的一个主要因素。

可以说，八股取士所固有的缺陷，也注定了它在近现代走向没落的宿命。